一幅神圣而庄严的画面出现了：徐奕和两名陪审员、书记员点燃了7支蜡烛，摇曳的烛光映射着挂在墙壁上的国徽和审判人员们肃穆的面容———庭审就此开始。
这次开庭一共进行了两个小时。停电导致电脑不能使用，书记员用笔记下了整整5页庭审笔录，双手被冻得通红。
“这些事情虽然很小，但能让民众切实体会到温暖。这样的事情多了，就能对民众情绪的安抚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姜明安说。
条文是死的
宗旨是活的
虽无规定心理干预也应融入应急
应对民众的心理危机，除了政府部门及时采取安抚群众的措施之外，我们的法律制度在这方面是否也有相关规定？
记者从参与制定突发事件应对法的专家那里获悉，在讨论该法时就有人提出，法律中的保障措施主要集中在物质方面，应该专门设立“心理干预”或“心理整治”的章节。
“如果要在一部法律中设立具体的当灾害来临时如何消除人们的焦虑和恐慌情绪的条文，有一定难度。从法律制定的角度来说，一般是站在原则性的高度进行规定。”姜明安表示。
“突发事件应对法的条文是死的，但宗旨是活的，法律没有涉及的地方就需要人性来填补，将法律的宗旨最大化地融入到人性之中。”杨建顺说。
截至记者发稿时，湖南、湖北、贵州、广西、江西、安徽、广东的灾情和滞留问题依然严峻。在电视台记者航拍的京珠高速公路衡阳段的画面中可以看到，公路、桥梁上排满了货车和客车，一些交警手提暖水瓶穿梭在车龙之间。对此，姜明安表示，身陷灾害中的民众不仅期待政府的物质帮助，更期待“心理干预”，期待政府给予他们更多法律之外的人性关怀。
一些地方已经意识到了这一问题。1月30日，杭州市卫生局、杭州市心理危机研究干预中心启动了春运滞留农民工心理援助行动。首批22名心理学专家与咨询师组成的志愿者团队进驻农民工临时候车场所，开展心理危机干预与援助。
杭州市心理危机干预中心的主任医师傅素芬参加了这次行动。她说，她碰到了一对在义乌打工的夫妇，手中的车票是1月28日的，回昆明的车次取消后，他们就一直在火车站等。跟他们一聊，这对夫妇就哭了。傅素芬一边给他们递纸巾，一边听他们倾诉。等他们诉说完后，傅素芬就和他们商量处理办法：赶快退票，如果在浙江有亲朋好友的话，请他们帮忙，同时也让夫妇相互照顾，并建议他们到外面走一走。
傅素芬说：“我到他们中间去了解情况的时候，很多人明明知道我不可能对他们有什么实质意义上的帮助，但他们还是非常愿意说，他们需要这么一个宣泄的途径。”
“除了安抚旅客，一线救灾人员也需要一定的心理关怀。”时勘指出，很多处在抗击暴风雪一线的工作人员，已经连续多日缺乏休息，严重的生理疲劳、高强度高压力的体力劳动、未知的风险以及大量的情感付出(安抚旅客)，将可能导致这些人出现心理枯竭(工作倦怠)的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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